时至今日，京城旧日开沟之法不知演变为何?市政府的管理措施与对应办法，发展演变至今又是如何?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但防患于未然，妥为善后，并熟知相关历史经验，似为千古不变之策。
一、
首先，清代北京干旱的月份若就档案记载来看，雨量似乎集中于特定的月份，道致京城百姓取水用水多有困难。事实上，晚清兴办自来水事业，即因雨量不均，取水不易，水质不佳，甚至户部大火时无水可救，故而在光绪年间即有倡议。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宫中档奏折中，即有光绪二十九年御史梁文灿「奏请设立自来水由」一件。梁文灿折中写道:「水泉涸涩，时疫流行，拟请旨饬办自来水，以备火灾，而济民用，……其法用机器自城外河流引注城中，沿街沿巷，于地内安设水管。附近之沟渠街道，因之一并修理。其水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于救护火灾，至为迅速，且于闾阎养生之道，大有利益」。同折中，他也写道:「近虽渥沛甘霖，但历年以来，三、四月间，往往亢旱，时疫流行，若食水甘洁，或可补济。况现在城外河流，又将干涸;城中井泉，不甚畅溢……。」、「京城井水向来碱质，饮此水者多生疫疾。」梁氏一折中，除保存晚清开办自来水事业的史料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京城水资源在晚清时的概要情形。水质情况有待改善，于居民健康养生大有害处。加之取水不易，火灾难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农历三、四月间，属于亢旱时节，食水不易。此外，御史徐堉就此也有奏片，写道:「天气亢旱，时疫流行。商民居户心急如焚。京都近年以来，四、五月间往往雨泽歉缺，焦燥不堪，皆由地气之郁堙……。」也是一例，可以参考。综合而言，水资源管理不易，北京城民苦于缺水。同时，北京自来水博物馆亦有晚清自来水事业的文物典藏，也可见证此一事业兴办的始末，及北京用水取水的困难。
二、
近年来由于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，环境史的议题成为国际上的重要研究课题。导致暴雨与干旱交替频繁等气候极端化现象，导致各国水资源管理情势严峻的情况，更引起研究者广泛的注意。数场大型环境史国际研讨会中议程中，多可见到关于水资源管理的议题。若就清代档案文献而论，则围绕着清代北京城水资源管理一事，可提供许多重要案例，以供参考。清代官方对于京城水资源的管理，由档案观之，则不只是防患管理水源，防止水灾而已。清代官员对于水资源管理的认识，可以说是多方面的，涉及了水火灾害的预防，灾民的安置救济，以及现代化事业等。举例来说，官员們对于北京的雨量降水分布，即有实际的了解，亦有记录。
近日来北京市暴雨成灾，新闻报导以为数十年内所未遇，但这其实并不是单一的事件。事实上，清代京城水灾相关记录散见于各种奏折、档册、官书中，若细加整理，勤作爬梳，仍然可从中看出当时官方应对处理措施的诸多细节。例如北京城雨量降水分布不均的情况，暴雨与干旱集中月份等等。若由清代档案记载来看，可以约略看出其大致的情形。笔者仅就多年来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所见数例，加以补充，略述其中概要情形。
三、
其次，清代北京城在强降雨状况上，也有特别集中的情形。就笔者所见，史语所藏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中，即有顺治、乾隆，以及嘉庆年间京城被水成灾的记载。顺治十年闰六月，户科给事中赵进美即有题本，奏陈京城自六月以来，霪雨联机，都邑之中，积水成渠。四郊之外，伤稼必多，秋成不远，请敕下该督抚，将畿内州县被灾分数早行勘明，具题檄行有司设法救恤。京城内外倾毁房，露处贫民，勑令顺天府五城御史查问抚恤，酌量赈给。该题本批红:「畿内地方灾伤分数，京城内外倾毁房舍，著作速行察议，奏该部知道」。乾隆七年七月，乾隆皇帝在上谕中指示:京城内外水道甚有关系。近年以来，雨水少骤，街道便至积水，消泄迟缓，此水道淤垫之故也。着令海望、哈达哈、韩光基、舒赫德带同钦天监官员逐一相度。其应如何疏浚之处，详议请旨办理。相关事宜，并移会工部、提督衙门等。
嘉庆年间也有数例，例如内阁大库档案除记录下嘉庆二年京城大雨，以及嘉庆六年京畿连下五画夜的大雨灾情之外，以及相关善后措施的施行情况。例如嘉庆二年七月，上谕:「所有奏报京城雨水不实之留京王大臣等，着交部议处」;「京城一带既无被水成灾，伊等前奏未经详悉声叙，尚非有意讳灾，所有留京王大臣等，交部议处之处，着加恩宽免。」嘉庆二年的相关记载反映出关于大雨成灾、永定河漫口一事的奏报不明，讯息混乱。当时身处承德，并不在京师的嘉庆皇帝对于官员的奏报，即多有质疑。
至於，嘉慶六年京師大雨一事，昭槤《啸亭杂录》〈辛酉工赈〉即载:「辛酉夏，霖雨数旬，永定漫口，水淹南苑」。嘉庆皇帝亦在〈钦定辛酉工赈纪事序〉中指出此次京师大水，「京师大雨数日夜，……下游被淹者九十余州县，数千万黎民荡析离居，漂流昏垫，诚从来未有之大灾患」。嘉慶朝宮中檔中亦有嘉慶六年七月硃批一道:「今次大水，實出尋常，勉力籌辦，實無良策」。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中，也记载了嘉庆六年(辛酉年)七月间对此事的相关上谕:「京城一带永定河漫泛溢，被灾贫民，口食无资，流离失所。节次特派大臣等查灾给赈。官员内有捐赀较多者，加恩甄叙。」同月，另有上谕指示前遣分路勘灾各员，分别核其功过。上谕写道:「前遣分路查勘京城因雨被水情形各员，今因各路办理不同，自当核其功过。台费荫、陈霞蔚着交部议叙。窝星额等着交部议处。阿隆阿等着交部严加议处，乃命即赴天津查勘，不准归家，亦不准驰驲前往。」同年八月，「本年京师自六月初旬，大雨连绵，河水涨决，朕即简派卿员分路查勘，开仓赈济，着将本年办理一切工赈事宜，编集汇为辛酉赈灾纪事，于冬底缮写进呈刊布。」同年九月，上谕:「京城康宁门外普济堂，本年夏间雨水过多，贫民生计更形拮据，着加恩照年例赏给京仓小米三百石外，再加赏二百石」。此为嘉庆皇帝对于京城被水成灾的多项上谕，包括了勘灾、赈灾、奖励有功人员与惩处失职官员等內容。广义上，也可以视作是水资源管理的衍生措施，即灾害的善后。若由相关记载的月份上来看，可见农历七、八月夏季之间，北京城常有强降雨、暴雨的情况，往往造成严重的灾情。时至今日，灾情控管、灾情勘查、善后安置、防灾教育材料的汇集也是防灾、救灾的重要环节，嘉庆皇帝可以说是具有领导者的卓越识见，高瞻远瞩。
四、
清代官方关于祭祀黑龙潭、白龙潭、玉泉山等处龙神祠祈雨一事，也有多记载，亦為京城水資源管理的一個側面。有清一代，皇帝或亲往祭祀，或派阿哥、大臣等拈香致祭，目的皆在求雨。(相关记载可以参见《宫中档》，以及内阁大库档案。)除祈雨之外，清代亦有祈晴之事，嘉庆皇帝即有赋诗志记社稷坛祈晴之举，作有〈社稷坛祈晴纪〉一诗，诗云:「祈雨祈晴总一诚，典章创始特躬行」。此诗兼有詩注:「雨旸同属庶征，祈报总关民瘼，而向来祈晴仪注罕见举行。兹特申殷荐，斋袚躬亲，先期示光霁。是晨升阳昭朗，尤严愓畏也。」祈晴一事虽事涉迷信，但由宗教信仰而论，亦可见北京城水资源在先天上的限制，不可尽斥为迷信。事实上，不只官方如此，北京民间仰亦与水资源的管理大有关系，可见管理水资源之不易(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〈北京城市社会的民间水治〉一文，即对民间信仰与水治的关系有所探讨)。综合而论，清代北京城或是干旱不雨，或是被雨成灾，皆是水资源管理上的难题。
五、
京城沟渠修缮也与水资源的管理极有关系，而管辖官吏多有借机勒索之事。徐珂曾在《清稗类钞》，〈地理类〉，特有「京师道路」一条。指出京师街市秽恶难忍，沟渠不通。民居店户虽欲筹资募款，自行修理街道，亦不得官方允许。皆因管理官员以妨损官街为由，百般讹索。故街市修缮不佳，往往任其芜秽。据徐珂《清稗类钞》相关记载，则京师街市开沟，渲泄地气污秽，例于二、三月间，至四月间完毕，正恰巧为举子来京会试前后。而京城开沟之处多半位于闹市，而差役与开沟人等往往以此向店家索贿。记载如下。光绪年间虽有司员勇于任事，倡议开通沟渠，平易道路，但潘文勤等工部官员以为此仅一时之利，其后京城店家必定年年被勒派出资，贻无穷之害。除此条记载外，徐珂《清稗类钞》，〈讥讽类〉中，另有「臭沟」一条。记载京城沟渠相关开沟时序，以及相关顺口溜等。相关记载如下:「京师街市沟渠，以管理沟渠河道大臣总辖之，而街道御史实董其事。每年一开，例在二、三月间，四月而毕，正举人会试期之前后也。时人为之语曰:『臭沟开，举子来。闱墨出，臭沟塞。』」此处所言，即沟渠河道大臣，及五城御史与街道厅员等专理官员。笔者阅读之时，便好奇为何开沟之期，多于春季二、三月间，至四月而毕。若由前述暴雨与干旱月份来看，开沟之时，多半是二、三、四月份雨水不多的干燥时节。可以说是防患于未然的良法善策。
近日来北京市暴雨成灾，新闻报导以为数十年内所未遇，但这其实并不是单一的事件。事实上，清代京城水灾相关记录散见于各种奏折、档册、官书中，若细加整理，勤作爬梳，仍然可从中看出当时官方应对处理措施的诸多细节。例如北京城雨量降水分布不均的情况，暴雨与干旱集中月份等等。若由清代档案记载来看，可以约略看出其大致的情形。笔者仅就多年来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所见数例，加以补充，略述其中概要情形。